我有三個名字。頭一個名字是我出生時由姑姑取的，帶有深深的漢文化烙印以及強烈的族群同化底蘊。第二個名字是一位小學老師用臺語給我在班上起的綽號，我猜是他希望可以在教室環境裡創造讓他覺得比較貼近舒適的文化儀式感。

 

第三個名字是我與美籍丈夫婚後的事情。如果我在臺灣，其實就完全沒有這件冠夫姓的問題需要考慮，如此守舊的父權制，在臺灣算是已經走入歷史。¹但當你是剛拿到綠卡，就沒有辦法那麼肯定了。在那樣的社會氣氛下，要一個離鄉背井的移民面對充滿敵意的社會和政治氛圍，分離的焦慮自是不在話下。

 

我在是否冠夫姓的問題上猶豫了幾年，最終還是改了。在我第一次用依親綠卡，上頭還寫著自己原本臺灣名字的階段，我在找設計師專業工作的求職過程幾乎是處處碰壁。在臺灣，對於獨立女性生活原本看似理所當然的期望，於初來乍到美國時變成了一項奢侈而難以企及的理想。我的求職情況後來有所改善，但這是一直要到我冠夫姓並且取得公民身分之後的事了。不過，我在專業領域上使用的名字還是我自己的原姓名，因為它關乎我來自臺灣的認同及連結。

 

陳雯俐，《給我未出世的孩子》，藝術家書（17.78 x 22.86 x 2.54 cm，296頁），數位印刷，文本與圖像、精裝本、線裝，2018。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至於身為臺裔美國人的體驗，我記得有一位美國這邊的家人問過我來自哪裡。我回「臺灣」，她興奮地說：「我聽過泰國，我知道欸。」我不得不向她解釋，這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說到國家，維基百科上將臺灣的正式名稱列為中華民國，但這只是讓人們以為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對外國人而言。為免名字張冠李戴的鬧劇，我希望臺灣有一天能被國際承認為一個獨立國家。

 

在臺灣，我成長自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文化。我的母系家族代表了漢文化的傳統，儒家價值觀那種嚴密的性別分工自是不在話下——規定女性該如何行事、如何穿著，並按性別長幼劃分了社會等級制度。在這些約束下，身為女兒身，我很難有百分百的自由成為我自己想成為的 人。與此相對，我的父系家族所繼承的臺灣原民文化則在血緣和社會結構中更重視女性的位置。這種文化上的差異甚至體現在我自己是跟著阿嬤姓陳，而不是按照多數人從父姓的慣例。

 

在我製作第二本藝術家書《給我未出世的孩子》（2018）時，我當時開始考慮未來孩子該如何起名，希望可以提醒他們自己有一部分噶瑪蘭的血統。於是，我打電話給我的阿嬤，問她或者她之前的女性長輩——我的噶瑪蘭母輩們——是否曾經有過噶瑪蘭名。出乎意料的是，她們每人都有傳統的噶瑪蘭女性名字，但對我來說卻是直到此刻才真相大白。我跟阿嬤說，我也想有個噶瑪蘭名，她靜靜的沒說什麼。

 

 

陳雯俐，《給我未出世的孩子》，藝術家書（17.78 x 22.86 x 2.54 cm，296頁），數位印刷，文本與圖像、精裝本、線裝，2018。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我的阿嬤也有三個名字。我直到上中學時才知道她的噶瑪蘭血統。她曾經有一個日本名，まさこ，是出生在日治時期所取的。1949年，隨著國府撤臺，戶籍人員改了她的名字。儘管她不會任何文字讀寫，她在口語上卻能流利使用日語、華語、臺語、阿美語和噶瑪蘭語。遺憾的是，隨著生病與衰老，她現在已經不會說話了，甚至連她自己的噶瑪蘭名也都忘了。

 

在美國，每當人們問起如何唸我的名字，我總會試著放慢說話的速度，讓他們跟著練習，直到發音正確。有些人會問你發音是否正確，但也不是人人都會如此。記得有一次，一位朋友問我如何唸出我的姓，並問她的捲舌音對不對。但對我來說，這完全無所謂——這個來自我阿嬤的姓，跟她的噶瑪蘭背景無關。充其量，就是戶籍登記官隨便取的一個常見漢姓罷了。然而，矛盾的是，在美國，這個姓氏卻成為了我和阿嬤唯一的連結。

 

展覽現場：「陳雯俐：給我未出世的孩子」，列治文美術館，加拿大，2018。圖片由藝術家提供。攝影：Michael Love

 

自1987年以來，噶瑪蘭人便持續在推動一系列正名運動。然而，即便噶瑪蘭族在2002年被承認為國家認定的原住民族，許多族人仍然因為過時的原住民身分法而無法獲得正式的原住民身分——包括我的阿嬤和我在內。與美國的原住民身分通常由DNA或血統來界定有所不同，在臺灣，原住民身分界定是基於歷史上的官方戶籍記錄，包括在國民黨政府接管前的姓名和種族註記。目前的原住民身分法仍沿用伊能嘉矩等日本殖民時期的學者發展出來的族群分類——後者將原住民依照生活範圍的地理環境區分為「高砂」與「平埔」，再根據殖民式的文明進步史觀進一步劃分為「生蕃」與「熟蕃」。其中，許多在歷史上被視為漢化程度更深的原住民族群，即便仍保有獨特的語言、服飾、藝術、祭儀和獨特的祭祖習俗，多數族群仍未獲文化掌權者承認。

 

作為噶瑪蘭的一份子，如果能夠用名字——或者任何其他文化物件——來代表自己的文化與傳承，這樣的賦權也意味著我們不必妥協於他人炮製的認同歸屬以及隨之而來被迫同化的壓力。因此，賦予一個名字意味著給予一種傳承的印記，建立與過去世代之間的橋樑，並將這份連結投射到未來。名字承載著跨越時空多維度的願景之許諾及兌現，成為未來的世代得以追溯祖先、了解來處與繼承祖先故事的線索。它象徵著一個開始，一輪新的輪迴，一種存有，這與勇氣和生存有關，伴隨著悲傷、喜悅和光榮。

 

陳雯俐，《ㄧ縷輕煙》，錄像，12分30秒，2019。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2007年通過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確立了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的概念，也確認原住民有權根據他們的傳統及習俗界定自己的身分與成員資格。然而，在臺灣，決定誰能合法被認可為原住民的因素，仍是殖民時代沿用而來的法律。儘管擁有獨特的價值、權利和社會文化體系，台灣的許多平埔族群仍有許多仍未被承認。這些挑戰並非臺灣所獨有，全世界多數原住民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包括被剝奪了塑造自己發展的權利、缺乏政治代表性以及有限的社會資源。

 

2016年，時任臺灣總統蔡英文公開向原住民族道歉，其中也包括平埔族群，並承諾改革原住民族群相關的法條。然而，直到今天，我和我的阿嬤依然無法根據任何的這些法律被合法承認為原住民。當我到戶政事務所要求根據2002年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恢復我的噶瑪蘭身分時，承辦員要求我提供族譜來證明我們的原住民身分。儘管我的阿嬤的母語就是族語，且她的照片也經常出現在研究噶瑪蘭文化資產的專書和文化活動場所，以及我們的血親關係，我們還是被排除在外，未被認可。我們無法合法登記為噶瑪蘭人，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姓名被落在了原住民身分註記的書面記錄之外。²

 

這使我不禁質疑，究竟誰有權力決定這些註記？是誰設計了這套系統，為什麼他們有權決定是否能將原住民合法認可為原住民？我無意索要國家福利。我在乎的是，這是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我想榮耀我的祖父母，他們當時曾是原住民，現在，以及未來，也將永遠是原住民——於我亦然。

 

中文由陳璽安翻譯